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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在有理》红色历史(二):伟大转折

  近日,由中共贵州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打造的《贵在有理》网上理论访谈节目走进红色历史文化名城贵州省遵义市,以遵义会议为主线,解读了红军长征在贵州战略调整的过程及意义。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二处副处长刘毓麟介绍了红军长征转战贵州的原因,解读了中国革命在遵义转折的历史背景。1934年至1936年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六军团、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在长征途中先后转战贵州,书写了彪炳史册、光耀千秋的伟大篇章。

  刘毓麟介绍,长征开始后,广大干部、战士眼看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红军屡次失利,几乎濒临绝境,这与前四次反“围剿”胜利发展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他们由此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随着作战的不断失利,这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到湘江战役之后达到顶点。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从中央红军转战到贵州,从老山界到黎平、猴场,一路展开争论。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举行的遵义会议,没有全面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但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

  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王志力就遵义会议召开的情况进行了解读。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结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这一说法,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反对。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了副报告,他指出,失利原因主要是军事领导者犯了战略战术方面的严重错误。周恩来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周恩来的态度为开好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这个“反报告”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路线定了基调。接着,毛泽东作了大概一个小时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在军事指挥上搞个人专断的作风,并提议,撤销李德在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应参与军事指挥。这一建议,得到了其他与会者的同意。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余福仁介绍,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途中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对战略方向进行了多次调整。黎平会议再次否定了了李德、博古等要中央红军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决定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猴场会议重申并执行了黎平会议决定;遵义会议实现了伟大转折;苟坝会议等贯彻落实了遵义会议决议。

  “可以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余福仁介绍,“坚定信念、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民主团结、维护核心,敢闯新路、勇于胜利”这几个关键词最能概括遵义会议的核心要义。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从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深刻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咬定目标、勇往直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