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象一下,如果没搬到这边,你现在会在做什么?”
夜幕低沉,灯火闪亮。7月21日晚9点,晴隆县阿妹戚托小镇金门广场上,记者如约见到了刚刚跟同事一起完成阿妹戚托舞蹈表演的王慧琼。坐在广场边缘的石阶上,她抬头看着远处在黑夜中闪闪发光的三宝塔,用手捋了捋额头上被汗水沾湿的秀发。
面对记者的问题,王慧琼愣了下,语气里带着几分没多想的坦然回答:“应该在广东或者浙江打工吧,要不就在村里种庄稼。村里的人以前都是这么过的。”
“搬过来后,日子完全换了个样子,以前想都不敢想。” 一场跨越大山的搬迁,如何改写一个彝族女性的人生轨迹?这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夜晚的三宝塔。(图/方林)
山坳里的归宿:被大山困住的人生
三宝乡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三宝彝族乡位于晴隆县东南的望云山腹地,距县城四十余公里,海拔在一千四百到一千八百米之间。这里是彝族传统舞蹈阿妹戚托的发源地之一,也曾是贵州二十个极贫乡镇之一。直到2014年,这里的贫困发生率仍超过八成。
“小时候上学,天不亮就得起床,走一两个小时山路才能到。下雨天泥一脚水一脚,裤腿从来没干过。” 王慧琼的老家在原三宝乡三宝村,说起山里的日子,她的语气很平静。山高坡陡,土地瘠薄,种下去的玉米长不到齐腰高;不通公路的年月,买袋盐要翻山越岭走大半天;旱季里吃水要到几公里外挑;就连生孩子都是找村里的接生婆,去县城医院“太远也太贵”。
“从早忙到晚,日子也不见起色。”这是当年很多三宝人的共同感受。山里的日子跟着农时走:春种秋收,冬闲了就围着火塘烤洋芋。人生的路径也像踩熟了的山路,一眼望得到头——嫁人、生子、种地、外出打工,辈辈代代循环往复。

昔日三宝彝族乡群众出山购买物资,路上全靠人背马驮。(资料图)
阿妹戚托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传下来的。阿妹戚托彝语里意为“姑娘出嫁舞”,无弦无笙,踏地为节,是结婚节庆里才有的热闹。王慧琼小时候跟着村里的长辈学,只觉得好玩,从来没想过这舞步能当饭吃。热闹散了,大家还是扛起锄头下地,该打工的收拾行李出门。舞蹈是生活的点缀,不是生计的依托,更谈不上什么传承的分量。
转折发生在2019年。整乡搬迁的政策落地,王慧琼一家跟着乡亲们走出大山,住进了阿妹戚托小镇的新楼房。水电气通到家里,楼下就是超市,学校、卫生院步行几分钟就到。更让她意外的是,社区贴出了阿妹戚托艺术团的招聘信息:培训合格就能上台演出,每月拿稳定工资。
“第一次站在正式的舞台上,腿都在抖。”从对着镜子抠每一个脚步动作,到如今从容面对满场游客,王慧琼已经是艺术团的老成员,月收入四千多元。她的人生,在走出大山的那一刻,拐了一个从未预想过的弯。

王慧琼与同事们在进行表演。(图/方林)
人生新局:老舞蹈变成新饭碗
“以前跳舞是习俗,现在跳舞是工作;以前只在村里跳,现在天天在景区跳。”说起这些变化,王慧琼眼里有光。
“这样的改变,不止发生在她一个人身上。”站在一旁的文安梅看得更清楚——作为晴隆阿妹戚托艺术团团长、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她见证了这支舞蹈从山坳走向世界的全过程。在她看来,搬迁从来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生活的起点。政府没有把人“一搬了之”,而是用就业、产业、公共服务、社区治理、文化融入等力量,一步步搭起了新生活的架子。
最直观的是生活底色的变化。小镇里配建了小学、幼儿园、卫生院和养老服务中心,孩子上学、老人看病,再不用翻山越岭。更核心的支撑是就业:小镇旁的三宝产业园引进了十多家电子、服装、文旅类企业,能提供两千多个岗位,不少搬迁群众在家门口就上了班。

表演完成后,文安梅与王慧琼合影。(图/方林)
“有人白天在工厂做工,晚上换上民族盛装,就到广场带游客跳舞。一份时间,两份收入。” 文安梅说。2021年,阿妹戚托小镇成功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昔日的扶贫安置区,成了游客慕名而来的旅游目的地。
阿妹戚托自然成了小镇最亮眼的名片。曾经只在婚庆欢乐时跳的民俗舞蹈,如今成了小镇里固定的文旅节目。
数据显示,2025年,阿妹戚托小镇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带动消费4000余万元。曾经濒临失传的彝族舞蹈,如今成了全镇的金字招牌;曾经面朝黄土的山里妇女,不少成了按月领薪的非遗传承者。
舞步还是当年的舞步,但跳舞的人,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人生。

阿妹戚托小镇与晴隆县城俯瞰图。(图/方林)
篝火边的回响:外来者的观察与共鸣
“我在海外看过很多民族舞蹈,但这个很特别。它不只是舞台上的表演,更是普通人真实的生活。”广场上的篝火旁,意大利《欧华时报》社长吴敏学着身边彝族姑娘的动作,踩着略显生疏的舞步,随人群舞动。他说,以前在海外读到中国脱贫攻坚的报道,总觉得是一些宏大的数字,内心感触不深,“但今天站在篝火旁,看着一张张真切的笑脸,才明白什么叫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很多人以为扶贫就是给钱给房子,其实不是。人最核心的需求,是有尊严的生活。”《中美邮报》社长屠新时常年在美国生活,在他看来,阿妹戚托小镇最难得的地方,是做到了“搬迁不丢根,安居更乐业”。房子是新的,但舞蹈是老的;环境变了,但文化没丢。搬迁群众不是被动的安置对象,而是文化的传承者、产业的参与者、新生活的主人。

阿妹戚托小镇篝火晚会。(图/方林)
“从海外媒体人的角度看,想要讲好中国故事,其实更需要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屠新时表示,海外读者对那些宏大的数字可能并不敏感,但一个农妇靠跳舞养家的故事,一支濒临失传的舞蹈重生的故事,肯定会比任何数据都有说服力。
“很多地方的文化是演给游客看的,演员是职业表演者,和本地生活没关系。”从文化保护的角度,吴敏看到了令人感动的另一面。“这个地方不一样,跳舞的演员就是本地的搬迁群众,这种活动就是她们的生活。客人来到这里,感觉不是在看一场付费演出,是参与进了当地人的日常。”
这样的共鸣背后,是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系统性逻辑:它从来不是简单的人口空间转移,而是一场全方位的社会重构。从居住、就业到教育、医疗、文化,完整的支撑体系托住了搬迁群众的新生活。
篝火渐渐弱下去,手拉手的人群慢慢散开。王慧琼拍了拍裙摆上的灰尘,笑着和客人们道别:“以后常来啊,你们肯定会喜欢这儿的。” 说完转身汇入人潮,往家的方向走去。

阿妹戚托小镇航拍图。(图/方林)
记者手记:这里的舞步不会停下
采访结束时,篝火只剩零星余烬,人群已经散了。路灯把人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小镇楼宇里的万家灯火,和小镇外黑黢黢的夜晚,形成鲜明对比。
人生从来没有假如。整乡搬迁不是没有阵痛:有人怀念老屋里围坐的火塘,有人不习惯单元楼里的邻里距离,有人为了练好舞步、适应新工作偷偷掉过眼泪。但它最珍贵的意义,是打破了 “山里人就该守着大山过一辈子” 的惯性宿命 —— 它给了一代人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也给了下一代人站得更高的起点。
贵州易地搬迁最动人的,从来不是拔地而起的新楼,是楼里认真生活的人。当地没有为了发展割断文化的根脉,反而让古老文化在新生活里长出了新的生命力;没有把搬迁群众当成需要帮扶的弱者,而是让他们成为产业的主体、文化的主人。
火塘会冷,篝火会熄,但脚下的舞步,永远不会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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